中國人並不缺乏對公共政治詞彙的接觸,但卻很少能真正參與進政治詞藻的創建,繼而也很難主動地迎合或拒絕公共性的政治用語。這其中,“父母官”一說的命運,大抵折射出普通民眾對於公共政治話語的影響狀況。
  起源於儒家經典思想的“父母官”一般代指傳統中國社會中的地方長官,以州縣官員為主。照此學說,官員是父母,百姓是子女,能為百姓謀福利才算是好官。但教育和規訓百姓也是地方官的職責。進入現代社會之後,“父母官”的說法開始遭遇政治正當性上的危機。這是因為現代政治的基本邏輯顯示:政府的權力來自於人民授予,政府的成立目的在於為人民服務。所以,驅除“父母官”的思維也成為官員政治觀念洗滌的一項任務。
  12月15日,外交部前部長李肇星在一次演講中表示,在舊中國、封建時代,縣以上官員被稱為“父母官”,是一種錯誤的說法,老百姓才是所有人的“父母”,物質文明、精神文明都是勞動人民創造的。如果將上述背景拉入,不難發現,李肇星的講話依舊還在為掃除“父母官”的觀念遺跡而努力。
  李肇星的演講充滿感情卻又不失理性,顯然值得稱贊。不過客觀上說,“父母官”的觀念錯誤這樣一個說法還需要他這樣一個前任高官來強調,也反映出目前中國社會中政治觀念存在不少扭曲之處。畢竟在形容政府官員和雇員時,使用“父母官”和“公僕”兩個不同的詞彙時,背後所代表的政治倫理亦截然相悖。“父母官”對應的是“子女”,在儒家“君臣父子”政治思想的統攝下,老百姓終究屬於被統治的對象;反之,“公僕”對應的是“人民”,公僕即人民的僕人,這意味人民是最終的統治者,公僕只是為人民服務的群體而已。
  通過對“父母官”一說背後政治脈絡的清理,糾正隱藏在其身後充滿謬誤的政治觀念,對於推動現代化的政治秩序在中國社會的扎根落地,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性。不過,用詞的改變並不一定意味著觀念的轉型。相反,已有的歷史經驗告誡我們,僅僅是稱謂、用詞的改變非但對於改變政治邏輯無濟於事,反而給專制統治者更大的擴權藉口。這一點,可以從民國時候袁世凱力倡政府官員要做人民“公僕”窺見一斑。
  官員從“父母官”最終轉為“公僕”,稱謂的改變並不難,難的是稱謂背後的政治倫理要重新設計。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尚處於計劃經濟時期,國有百貨大樓的售貨員臉上難見喜色,而當他們糟糕的態度被顧客以“你們不是為人民服務的麽”質疑時,他們的回答則是“我們為人民服務,但不為你服務”。這樣一個流傳甚廣的故事,諷刺的正是那些號稱為人民服務的公僕們。然而,更值得反思的是,為何“人民”這樣一個概念在被抽象成廣大老百姓的代稱時,普通的個體反而遭遇了公僕們的冷眼。
  現代政治的正當性毫無疑問來自於人民的“同意”,擁有民意就擁有至高的道德。換言之,只有讓號稱為人民服務的公僕真正建立起對人民所要負責的具體事項,並輔之以相應的監督、懲罰和罷免措施,才能確保真正“公僕”的誕生。
  現代政治邏輯在中國的落地,當然不會是一蹴而就的,她需要從形式到觀念再到實體,逐步卷入中國的政治現實,繼而又主導中國的政治秩序。在這一進程中,從晚清時期就提出“新民說”的梁啟超,到抗戰末期呼籲“新民主”的毛澤東,再到改革開放後啟動的行政體制改革,無一不顯示出歷史中國所蠕動的方向。而在未來,我們也期待中國的官員能夠越來越像公共僕人,並能夠在一個具有明確責任邊界的政府系統中為人民服務。  (原標題:[社論]告別“父母官”觀念,倚賴責任型政府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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